学党史，讲红色故事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国，一个历经雪雨风霜却屹立不倒的国家；中国，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五年多年历史，朝代更迭。有过繁荣盛世，也有过屈辱历史。回望中国近代史，却是一片心酸。在清朝末期，由于统治者腐败无能，中国陷入了最无力、最煎熬的一段时期。《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让中国一步一步彻底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割让领土、缴纳白银，国人吸食鸦片、整个国家乌烟瘴气，这个国家从此病了。
也在这时，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伟人。孙中山先生极力寻求救国之道，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孙中山先生发动了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为改变中国当日景象，1915年，陈独秀先生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动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紧接着，胡适先生、蔡元培先生、钱玄同先生、鲁迅先生等进入《新青年》做同人编辑，致力于“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革新，以《新青年》为阵地，在这本刊物上刊登了许多改变国人封建旧思想的文章，其中，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像一剂猛药，直击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鲁迅先生见过人血馒头，见过这个吃人的社会，所以，他用这篇文章，唤起国人的思想觉悟。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胡适先生、蔡元培先生为了给中国找到救国之策，对世界上每一种治国之策都进行了深刻研究，终于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等一干人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觉得马克思社会主义在中国可行，于是《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注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新文化革命期间，不仅出现了那么多为中国谋出路的伟人，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如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傅斯年......
毛泽东身在湖南长沙，就读于湖南省第一师范。为学习只身奔赴北京，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入北京大学旁听，并受蔡元培校长的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先生进行图书整理。初见时，李大钊先生就被毛泽东身上的那股子劲儿给吸引了。之后，在李大钊先生的引导下，毛泽东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以及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成为了伟大的人民领袖，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不移的信念就是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中国，改朝换代而又江河日下的历史，屡见不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并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毛泽东一生热爱人民，人民大众的命运是他始终魂牵梦萦的深情所在。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厥功至伟，六位至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他没有居功自傲，一生过着朴素的生活。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伟大情操令新一代共产党人仰为楷模，敬为师表。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却始终无法改变国运式微、民族衰落的悲惨命运。正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的面貌才彻底为之一变。在白山黑水、黄河两岸、苏杭沃野、华南大地，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举起暴动的火炬，揩干井冈的血迹，拾起长征的行囊，挥师抗日前线，决胜解放战场，以风卷残云的气势，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此，没有了战乱的摧残，没有了亡国的屈辱，没有了被压迫的悲愤，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伟大国家，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
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
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
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
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 ……此处隐藏2143个字……控制着制高点，想要夺取阵地，必须拿下这个火力点。营参谋长向六连下达命令：组织爆破组，坚决炸掉敌火力点。第一、第二个爆破组连续冲上去，两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第三个爆破组又冲上去，全组同志被困在敌人阵地前。如果在天亮前攻不下敌阵地，天亮后敌人就会发挥空中火力优势，作战任务不仅难以完成，还会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关键时刻，时任某部六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首长，让我去吧！”他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交给营参谋长。在决心书上黄继光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营参谋长转过身沉思片刻，当即任命黄继光为六班班长。黄继光带领两名战士向敌火力点前进，期间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毫不畏惧，忍着伤痛，迅速抵近敌中心火力点，连投几枚手雷，敌机枪顿时停止射击。然而，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在地堡里的机枪又突然开始扫射，攻击部队再次受阻。
此时，黄继光已多处负伤，弹药用尽。为了战斗的胜利，他顽强地向敌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牺牲，年仅21岁。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决定歼灭日军一部，左权建议先攻打苫米地旅团。他决定利用长乐滩的地形优势，兵力分作三部分，布成口袋状。待日军全部进入口袋之后，左权一声令下——“打”，日军队伍被斩成数段。
最后被八路军用火力和肉搏消灭。旅团长苫米地亲自率精锐前来救援，左权又安排部队截击，使其逃走。长乐之战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在日军的配合下，猛扑太行抗日根据地。
3月上旬，身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的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4天4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进犯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10个团，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
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
11日凌晨战斗打响。21日乘胜追击的八路军收复了黎城，胜利地结束了黄崖洞保卫战，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双方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日军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1948年5月25日，解放隆化城的战斗打响。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32师96团班长的董存瑞担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一个桥形碉堡中射出猛烈火力，扫向冲锋部队。
危急时刻，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他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形碉堡，右手猛地一下拉开了导火索。
“董存瑞，十八岁，为国牺牲炸堡垒，炸到堡垒咯咯脆，全国人民流眼泪······”。今天，再次回忆起董存瑞的牺牲，程抟九老人依然默默垂泪。一声巨响之后，后续部队走向了胜利，而这位党龄只有一年零两个月的年轻军人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18岁。1957年，朱德委员长为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写下了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在红军长征时，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会同县马鞍镇的村民们很荣幸曾经见到过一群英勇、善良的红军战士，也为牺牲在马鞍镇的红军们修建了红军墓。
1935年12月25日至27日，任弼时、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17000余名将士长征途经湖南省会同县的11个乡镇62个村，行程300余华里。在行进过程中，先后有20余名红军战士在会同县境内光荣牺牲。新中国成立后，马鞍镇为纪念红军烈士，对子孙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先后建了4座红军墓。分别是闹溪村8名红军烈士合葬墓，黄土村2名红军烈士合葬墓，阳隆村1名红军烈士墓，相见村1名红军烈士墓。这对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缅怀红军烈士，继承先烈遗志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当年肖克将军率领的红六军团先遣部队经过马鞍镇黄土村。那时，天还未亮，十二月的小山村天寒地冻，只剩几根木头架子的黄土桥早已结冰。当时发现敌情，而桥对面的水口庵又有地方保安团组成的匪军，情况万分紧急。红军战士们趁着夜色迅速过桥，活捉了匪军一个排。
战争结束后，红军首长站在桥头向躲进山里的村民宣传革命道理。并在水口庵的墙壁上张贴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是工农的武装”等标语。不仅如此，红军优待匪军俘虏，愿意留下的可一起抗战，不愿意留下的每人发放两块光银让其回家。
据当地村民梁利元回忆，红军行至相见村时，大部分村民都闻信往山上跑了。战后回家查看，发现东西完整无损，只少了几个南瓜，但桌上却放着两块光洋和五个铜钱。为纪念红军长征途径黄土桥的历史事迹，当地群众自发的为2名牺牲烈士修建烈士墓，并修复该桥，顾命名“红军桥”。
而在闹溪村埋葬的红军墓，是当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8名被打散的红军战士行至闹溪村深泥冲。为了不打扰当地百姓的生活，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们选择在山顶休息。当晚，山脚下一位梁姓村民窜通地主恶霸，趁着夜色抢夺红军钱财。此时，饱经战乱的八名战士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反动民团摸黑上山，将战士们死死围住，不仅抢走了战士们的枪支弹药和战马，还残忍的将八名红军战士杀害。听当地居民说，八名烈士中，最小的年仅14岁。
1967年，当地百姓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的心情，为烈士们收殓衣物，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亭。至此，他们在闹溪村这片青山绿水间已长眠86年。青山埋忠骨，明月照英魂。闹溪村红军墓的修复，对弘扬长征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意义重大。
中国的今日，是无数的先辈们踩着泥泞一步一步，艰难走过来的；是无数的革命烈士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更是曾经的人民翘首以盼的太平生活。但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够安稳太平，是谁为我们创造了如今的生活条件呢？是中国共产党！正如那首歌里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指路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总能让人民热泪盈眶，哪怕是在太平年代，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引领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更美好的中国，更强大的中国！使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