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徐水大跃进》读后感
《徐水大跃进》是我在《随笔》上看过的，虽然我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但是我从文章中大约知道了这个事情。
出生在那个年代时很可悲的，因为一个伟人被胜利冲昏了头，搞出了一个“大跃进”，后来又搞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出生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文章可以知道一些事实，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因为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如何有了“天堂”，便全部涌过去。当时人民怕穷怕惯了，以听到什么县“放卫星”了，便十分兴奋，那个县的县长肯定也要“放卫星”了，然后就成了骨牌效应，每个县长都这样做了。徐水那边就是这样，那里的老大喜欢听好话，便以徐水人民的性命来换他的虚荣心，后来开始了什么“吃饭不要钱”、“劳武大结合”等运动，花样多着呢！后来粮仓空了，钱也快没了，出了大问题。大家长竟然将患病人数谎报，后来徐水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损失也越来越多，“大跃进”变成了“大滑坡”。你看，一个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还有一点我搞不懂：为什么要亲苏？苏联不像五十年代歌颂的那样，其实它要比名义上的“大坏蛋”美国坏很多，第一，它入侵波兰，作为它的领土。第二，他们当时的当家人斯大林是大暴君，杀人如麻，美国当时却没有这种暴君。苏联在当时并不能算富，在斯大林疯狂的屠杀下，粮食已经十分少了，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事情。这种事情在中国的文革中叶出现过，甚至有学生把老师打死，并吃掉了，但是这些学生当时不可能被拉出去杀了，因为这是“革命”。）美国呢，一点没有占你家土地，你干吗去骂它？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到答案。
而文革中更是可怕，将人的兽性全释放出来了，尤其是红卫兵。但你不能杀了那些人，因为这是领导们的错。为什么？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人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就会改写，中国有可能变成强国了。
事实不能改变，但我们以后可以不犯这个错误。我们应该将这个历史放入课本之中，而不是用遗忘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篇：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第三篇：大跃进
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们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狂飚----“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发动到1960年底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为止,“大跃进”前后跨了三个年头。如今40年过去了,人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们的党早已领导全国人民纠正了“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然而,在世纪之交,继续深入探讨这场运动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当时,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都完成了战后艰难的经济恢复阶段,转入了经济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两大对立阵营的紧张对峙局面相对缓和。因此,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ｐ723)应该说,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为各国集中精力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给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然而,1956年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该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失误和对他的个人祟拜产生的严重后果,并进而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股反共逆流。虽然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又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ｐ329-330)同年6月和10月,东欧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深刻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的必要性。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轮改革浪潮。这场改革克服过去重视重工业的片面性,开始加强轻工业和农业;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并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当时“左”的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尚未打破。相反,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口号,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在一二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是凯歌高奏。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此处隐藏5681个字……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21、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22、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23、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
24、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25、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26、牛羊儿似珍珠，
颗颗闪光耀;
蒙古包似花蕾，
朵朵欲放苞。
台上烽烟不再起，
眼望彩虹心含笑。
27、下面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诗：
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
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
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
投给客船以果实
28、下面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诗：
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
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
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
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
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
白昼在天上绘出黑色的牡丹。
29、下面一首是歌颂修十三陵水库的建筑工人的诗：
你这是干什么
一铲又一铲?
二十五万亩水浇地，
要在我掌心里涌现!”
30、管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第五篇：大跃进演讲稿
“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于14-16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会，16日-19日举行了64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率团前往。在40周年庆祝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
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提出了中国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2]”
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首次公开宣布于1957年底。12月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祝词中宣布“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
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大跃进万岁”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
1958年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国范围出现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
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
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各级干部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农村的基层干部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导致上级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这样留给当地农民口粮和种子粮减少了。政府规定的歉收返销粮和救济粮也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农村的口粮减少。
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
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2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
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
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许是为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为此付出大批无辜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大饥荒所反映的各种弊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