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事故心得体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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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报道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施工领域的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企业应该要做好事故的防范措施，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下面是带来的工伤事故心得体会范文，欢迎查看。

工矿企业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那怎么避免和减少这些事故?除了公司加强管理和教育之外，员工自身素质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通过学习工伤事故，惨痛的教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通过学习我深深的认识到：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爱岗敬业，珍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对从事的职业有一种自豪感、神圣感和使命感。培养良好的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才会有责任感，忠实于企业，自觉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有了正确的职业观和良好的信仰才不会在工作中迷失自我，自觉做到听招呼，守规矩。成为企业放心，领导满意的好员工。

八小时工作制最早由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1817年提出，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了”8小时工作， 8小时自己支配，8小时休息”的口号，要求各国制定法律予以确认。

我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0小时的工作制度。超长的工作时间，会影响职工身体健康以及文化技术水平的学习提高。更会产生疲劳工作，引发工伤事故。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和休息，起到维护职工的休息权利，避免疲劳工作，从而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更好的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认真遵守分公司实行的标准工作制度。坚持严格上下班，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上班集中精神，认真操作，做到不脱岗，不离岗。工作认真负责，按质按量完成岗位工作。积极主动搞好生产现场和设备文明卫生。做好交接班工作。

认真学习设备维修安全操作规程。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设备维修安全操作规程，不违章，按规范作业，穿戴好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安全用电。高空作业办理高空作业票。在易燃易爆的场所作业，办理动火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3月28日，山西省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53矿井人员补困在井下，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就在我们为这起矿难事故感到伤心之余，河南伊川国民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在31号那天，国民煤业有限公司井下21煤工作面回风巷施工过程中瓦斯突出，逆流从负井口涌出，遇火在地面发生爆炸。由于该矿法人代表和主要管理人员逃跑，加之矿灯房倒塌后将下井人员名单压埋，给确定下井人数带来很大困难。而截止现在统计，已有19人遇难。二十多人被困井下。

矿声震震，矿难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在以前帮括我个人的许多人都认为只有民营的小煤窑才会出现事故，可是后来才发现一些国有大矿也是事故频频。像这回的王家岭煤矿，就是一个国有控股的煤矿。“安全第一”是煤矿企业的生产理念。可是这些煤矿企业负责人却忽略了这个最最基本的道理，只知道一味追求所谓的进度，将煤矿工人的生死抛掷在一旁，那么，我们要反思并呼吁，要“不带血的gdp”。可现实是残酷的，但在不改变以gdp考核官员的情况下，要gdp不带血谈何容易。

客观而言，矿难的频繁出现与政府放松监管以及企业在安全方面的技术投入不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相对过去，近几年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矿难处理的严厉程度都有大大提高，比如伊川矿难刚发生，该县县长和主管煤炭生产的副县长立马就被免职。但从矿难发生的频率来看，似乎并没有减少多少。这里是否说明，矿难与经济增长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中青报多年前曾报道过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的一项研究，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数据进比较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死亡弹性系数”：当我国gdp增长率大于5%时，每增加一个万业宝点，死亡人数指数随之增加2.2%，当gdp增长率超过7%，这种同步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

这一“死亡弹性系数”说明，工伤事故状况与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某种意义上，事故与伤亡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自然的惩罚”。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可证明这一点。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我们引用刘的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并非要为监管部门在矿难中的失职行为———假如有的话———进行开脱，而只是陈明一种客观事实。对煤矿乃至一切企业的安全生产的监管，都不应该脱离现实。“不脱离”的意思是，该规范的要规范，该严格的要严格;但像目前这种动辄拿官员免职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处理矿难的做法告诉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的工作场所进行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强制执法对提高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美国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因为美国的做法是建立在全社会都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情况是，有关法规不可谓不多，但大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患于无法，而患于执法不严。执法不严的原因，除了社会普遍弥漫的对法律的不信仰之外，还在于目前政府垄断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权力。政府虽然是监督主体，但当政府垄断监管权力时，其出台的任何防范和应对事故的行政措施，都有可能成为官员以权谋私的寻租工具;并在发生事故后，互相卸责。

所以，真要遏制矿难，一方面是严肃法制，强化执行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必须破除政府对安全生产监管的权力垄断，将其权力部分还给社会，即赋权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提请调查，使他们在安全生产的监督方面，扮演着政府的伙伴角色。

依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发生工伤事故应当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这是工伤事故责任的基本处理方式，工伤事故心得体会。但由于工伤事故发生在一个多种社会关系交错的领域，工伤事故本身可能存在民事侵权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的竞合，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并无明确规定，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认识和做法也多有分歧。笔者认为，界定工伤事故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前提，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其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我国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的制度规定 ……此处隐藏2291个字……负的责任，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者不同的责任制度构成并不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虽然在民法体系内部，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自然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会产生多个请求权竞合问题，存在多种处理方案，但就像民法的赔偿要求与刑事犯罪制裁可能并存在一样，不同法律部门之间对同一现象的调整并不存在相互吸收的问题，否则就失去了各自不同的存在价值。

其次，国外对工伤保险责任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处理模式，仅有参考价值，并不足以构成评价我国同类现象的标准。应当承认，在现有对工伤保险责任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处理模式中，确认工伤事故责任的双重法律属性并实行双重赔偿非各国通例，甚至可以说是少数做法。但无论是实行工伤保险责任覆盖侵权责任，还是由当事人在二者之中进行选择，或者是侵权责任作为工伤保险责任的补充，都是其特定的法律发展过程及其现实生活要求的反映。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局限性，为侵权行为法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者人身伤害赔偿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杨立新教授在分析工伤保险待遇不能替代侵权赔偿责任时认为，一是因为保险的数额是固定的，与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对应的关系，未必能够填补工伤职工的实际损害;二是因为保险不能赔偿精神损害，这两点皆是我国工伤保险的软肋。显然仅仅依靠工伤保险的单一赔偿无法全面满足劳动者的合理诉求。

此外，不免除用人单位工伤赔偿以外的民事赔偿责任，可以祈祷威慑作用，有利于加强其安全生产意识，也是确定双重责任体系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用人单位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发生的工伤事故，从理论上说是应当可以合理预见而且可以避免该损害的发生的。要求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对其过错承担责任，这种具有“惩罚”意义的责任的存在，可以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的尽其注意义务，努力避免损害的发生。因此，侵权责任的存在有利于预防损害的发生。对于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尚未建立起“安全投入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战略投资”理念，要求其对工伤事故承担侵权责任，某种程度上会迫使其权衡利弊，加大安全投入，从根本上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工伤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

将无法预料的风险交由社会承担的依据不能成为转嫁可以预见风险的理由。工伤保险实际上是一种转移工伤赔偿的风险和责任的社会共济方式，“社会统筹工伤保险基金实行不同风险企业和行业之间跨阶层风险分担，本企业或雇主跨时间风险分担”。之所以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目的在于加强对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保护，保证能够在遭遇工伤事故时获得及时的救助和补偿，维持其本人或遗属的正当生活，而不是让用人单位规避本应由其自己承担并有能力承担的责任。在工伤保险中的赔偿责任已经由用人单位的个别责任转化为由社保机构承担的普遍的社会责任。用人单位即使对自己的员工所发生的工伤事故，也仅负间接的补偿责任。只要用人单位依法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就意味其完成了补偿责任。如果用人单位能够依法履行其对劳动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就不会发生保险赔偿责任之外的侵权赔偿责任，当然不存在增加负担问题，而其对因自身过错导致的责任承担，符合基本的社会正义，为理所应当非额外负担。

上述观点可能会遇到的反对意见是，工伤保险缴费费率的浮动可以发挥一定的平衡功能，要求有过错企业额外承担侵权责任必然加重已有的负担。的确，按照现行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保险实行行业差别费率，用人单位的缴费费率与其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密切相关，但这样的制度安排的效果未能满足提高劳动者工伤待遇的要求是不争的事实，其对遏制高工伤事故率的直接作用因缺乏实证研究，无法仅凭想象盲目加以肯定。

应当提及的是，追究工伤事故中的侵权赔偿责任，必然实行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以侵权行为人(用人单位或第三人0存在过错为前提。因此，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只是个别用人单位，实行双重责任不会带来用人单位整体负担的普遍增高。对于侵权责任，“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期限、方式、地点以及由第三人保证”，不一定非经诉讼手段解决争议，所谓的诉讼成本的增加也不是必然的。

坚持双重责任制度的情况下，对于劳动者的侵权赔偿请求范围应如何确定，涉及到劳动者获得双重补偿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目前比较一致看法和实践，更多地倾向于侵权赔偿应限于精神损害的范围，这是值得商榷的。

作为一种一般规则，所有法律传统都接受“差别原则”，即必须通过相关利益在侵害发生以前的状态和侵害发生以后的状态的比较计算侵害赔偿。由于这种计算要求所得利益抵消所受损失，因而，双重责任原则似乎与受害人不应该因遭受侵害而获得意外收获这一公认的准则相违背。但我们所讨论问题是在两个人有不同功能的法域内展开的，不同的责任负担承载、实现着不同的价值，在立法上没有将价值取向进行整合之前，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重叠适用，是立法都对调整对象之间利益平衡的结果，不应在执法中予以修正，否则可能带来对法制统一的破坏。

仅允许劳动者就精神损害提出赔偿，在劳动者实际诉讼能力有限，而精神损害赔偿额度不高的情况下，除了其宣示意义外，并不具有太高的价值。而劳动者获得双重赔偿，是以自身的生命、健康损害为代价的，对于这些无价之权利，赔偿多少又为之过呢?我们的社会既然允许一个人通过购买彩票中奖而牟取巨额利益，为什么一个无辜受害者就不能因为自己遭受他人不法侵害而获取一笔数额并不太惊人的赔偿金呢?在让劳动者获得“意外收益”与让侵权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这间的权衡中，还是应当选择前者。

赋予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过错导致工伤事故的侵权赔偿请求权，是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在总体制度设计上的倾向性不应影响具体制度设计遵循一般规则。实行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劳动者可以获得工伤事故侵权赔偿的前提，为此，在具体诉讼中，没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必要。在工伤保险赔偿先行的情况下，劳动者就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损害存在过错进行举证，是诉讼中可能存在的难点，但要求劳动者提出证据证明伤害事故是用人单位恶意行为，或者证明用人单位放任事故的发生和扩大，或恶意隐瞒事故、拖延救助而造成劳动者更为严重伤害的后果等，没有超过一般损害赔偿纠纷的证明难度。同时，对此类纠纷，还可以借助法律援助制度缓解劳动者的举证困难，工会帮助作用的加强，也是不可低估的力量。

相反，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则可能引起滥诉等现象，加大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出现同类事物的不同处理的后果，有悖公正。毕竟，劳动者享有获得双重补偿的权利与行使该权利并不是同一概念，坚持工伤事故赔偿责任的双重属性的目的，也不是要普遍性地扩张用人单位的义务。

综上所述，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制度的设计，应当与我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环境相适应，体现现代社会对人的权利的全面关怀的价值观。实行工伤事故赔偿的社会保障和侵权赔偿的双重责任制度，辅之以对中小企业从业人员采取强制性安全培训措施，让有限的监管力量发挥最大作用，是符合我国安全生产实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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